读索南才让小说集《巡山队》和《荒原上》，有种强烈的直观印象就是主人公总是在不断地行走。而这种“行走”建构起索南才让小说世界多层面的“寻找”主题。寻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原型，在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源远流长的文脉。而索南才让笔下的“寻找”紧贴作家脚下的荒原大地，从对牧人生活本相的原生呈现，到巡山队系列对盗猎者的步步追索，最终在“寻找”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不断捏塑。

“寻找”原本就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之一。这里体现着作家对草原生活“地方性知识”的恰切书写与先锋作家对叙事节奏的敏感把握。《阿布达拉的一场火》和《秦格巴特的阳光》都是在寻找“肇事者”。在草原上生活最惧怕的是火灾、最渴望的是水源。这是人与自然最天然也是最本源的关系。两篇小说中主人公不断寻找“纵火者”和切断水源的始作俑者。《阿布达拉的一场火》主人公阿云德对“羊啊牛啊马呀吃水的样子”“百看不厌”，“他可以一边看一边咽口水，羡慕它们对水由衷的热爱，他想象冰凉的水进入它们肚子里欢快的冲击感，自己的肚皮也会变得冰凉冰凉”。这是人与动物的共感共情，叙事的节奏在这里似乎停顿了下来。而正是这种对生命之源的渴望被切断，使得《秦格巴特的阳光》里，当秦格巴特和同伴查找三天牲畜都没有喝上水的原因时，叙事节奏变得急切起来，发现堵住水源的拉毛卑鄙行径后的主人公的举动变得粗暴起来。寻找并努力揭开事情的真相关乎草场和牲畜的繁衍生息。而在茫茫草原上似乎对日常所放牧牲畜的“寻找”无处不在。这中间的“寻找”无疑都是推进叙事的重要动力，一幅幅草原牧人生活的图景也在不断地寻找中缓缓拉开。

《牛圈》是从牧民日常生活的“寻找”石羊过渡到“巡山队”系列小说，对盗猎者追寻的重要篇章。当我们意外遇见盗猎者时“寻找”的性质变了，于是开启了“巡山队”的系列小说。《巡山队》里热力木巡山队是临时凑在一起，又可能随时解散的四个人。大风天里他们打扑克打发时间，但当他们“模模糊糊看到几个移动的小黑点”时便敏捷地追踪起来。他们追上盗猎者，与这群宿敌开始了近身肉搏，最终“我只看到雪影晃动”。《追击》里散布德一行四个队员“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在干一件事——行走”。终于他们找到盗猎者留下的被猎杀的死鹿，但他们却陷入了盗猎者的包围圈……这一系列“巡山队”故事是牧民们寻找盗猎者过程中的自我精神进阶，是对族群生境原生性保护的深入探讨。

索南才让继续让小说主人公在“寻找”中完成“自我精神”的建构。主人公主体自我精神的塑形是在不断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载体过程中完成的。首先是对“父亲”的寻找，《德州商店》的结尾，“他猛烈地、强烈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是一个拥有两个父亲的成年男人了”。一个是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父亲。于是主人公开始对精神意义上的“父亲”展开“寻找”，《在辛哈那登》一开始，“我”就和同伴开着绿色吉普车去辛哈那登寻找父亲，这是被牛撞死的母亲临终饱含深情的嘱托，也是我内心的竭力驱使。在身患肾炎的我十四岁最后一次看病之后，父亲便开始与母亲长达十年的争吵，母亲拖了十年才崩溃，母亲死去父亲便消失了。我为母亲报仇——杀死了那头公牛，却因意外在寻找父亲的路上失去了心爱的马匹——战士。一连串的失去，“让我的精神垮掉了”“我流着泪开始恨他”。其实是因为我失去了自我在这世界上的位置——阿妈阿爸的儿子，战士的朋友和主人，一时间这些身份全都消失了。寻找父亲即是寻找自我，最终当我发现他在一派温和宁静的新家里重新为人夫、为人父，“那些积攒起来的怨恨”“在体内涣散，泄得干干净净”。于是我在孤独中找到自己，“现在真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天地间一个独立的“自我”开始行走。

接下来便是对“女性”的寻找，这是主人公精神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德州往事》是从我和父亲赶着马去牧区寻找生活资料——羊粪开始的，对既可以当柴烧、也可以煨炕，还可以当肥料的羊粪的热切渴望，促使我和父亲闯进了登知布家，和他家女儿花姆的偶遇，最终促使我们在离开时带走了花姆，懵懂中花姆成为我的妻子。而“眼前的一切慢慢褪去，直到再无痕迹”，“我”在无声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中的“我”去过城市又回到草原。在西宁认识的女孩卢晓霞来草原找我，我们的矛盾来自于对草原认同的差异，于是当他负气离开，我便去“寻找”这个姑娘。小说结尾我将找到的姑娘用摩托车载着去看草原深处的大湖，迎来的却是姑娘的反抗，有城市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对撞，有“我”清晰地对于草原文化和草原审美的认同。而最终在《荒原上》主人公“我”找到能和“我”精神互映的银措，虽然银措最终仍然随家游牧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但夜晚一次次跨越荒茫草原的寻找，用书信的方式一次次的对话，让“我”找到了女性的理想人格形式，那也是主人公自我精神建构的理想人格——自信的、有主见的、有担当的、不畏惧生活的艰难、豁达的面对世界的人生状态。

《山之间》是“寻找”的终结，与《原原本本》的主人公柏子一样，海春起初只是盲目的行走，他只想得到九成去年意外收获的虫草，于是他怨怪九成不停歇的行走。他并没有意识到“寻找”的并非仅仅是虫草，首先是与高山草甸、戈壁石林自然世界的逼视，是物质匮乏与身体透支双重压迫下对自我意识的考验。在不断地与生命极限的对峙中，海春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原来他自己可以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建成一座石屋，原来面对死亡他也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九成从石林背回戈壁上的石屋，让他死在自己建造的“墓穴”中。可以被战胜的只有作为躯体的人，在自然界的死亡面前九成不再感到恐惧，而是从容地等待“一场大雨，沿着干枯的河床徐徐而过”。

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写道“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为我们开拓了视野，使我们不是瞥见诗人个人何等伟大，而是发现不涉及个人的更伟大的景象，这类景象反映了精神自由的一次决定性的行动，反映了人类在创造的巨大力量”。索南才让的小说在“寻找主题”的建构中表现作家不竭的精神冲动和创造力，这是作为个体的精神不断跋涉的显现，生命的力量从“寻找”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