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华是我们此间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我的老朋友马钧兄看好她，给她作评论，竟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下去，直写成一本数万字的书。现在这本书要出版面世，老朋友嘱我看看，我点开书稿文档，单看目次，就把我吓住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新颖别致的目录形式，也从未见过如此涉猎广泛、汹涌澎湃的博引旁征。据说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打通古今中外诗心文心、又不能被归入任何学术体例的奇书。我倒是早就慕名买了，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一直没有勇气仔细研读，搁在书架的最上层。我知道马钧兄是钱先生的拥趸，长久以来研究钱锺书而且深有心得，对钱先生推崇备至，我想，《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应是致敬《管锥编》之作。

我努力地读下去，就像攀登一座插入云峰的高山。虽然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却看到了奇特而美丽的风景。我看到了灵感的光华处处闪现。这部书的结构和立意多是创造性思维瞬间突发的产物，奇峰突兀，天外飞来，不免让我们这些思维平庸的人拍案惊奇；我也看到了知识海洋的广阔浩淼。本雅明曾经说过，用引言可以写成一本书。要统计马钧兄在此书中引用的语录、人物、流派和著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作业。

“我像乡下的媳妇用许多色调不一的碎布缝制出好看的布包一样，我以我的目光，飞针走线地缀补一篇篇你的文字，我便在某日，一下子就获得了一种直觉性的确定感——到目前为止，我所能搜罗到的、有关你的所有文字给予我的一团阅读印象。稍作概括，姑且名之曰古灵精怪。”整部书稿由十篇构成，以“古、灵、精、怪”为关键词。在“古”与“灵”之间，还论述了李万华散文的“诗”性，散文的“文”性，以及“笔记性”“随笔性”。勾勒和梳理了李万华创作中的“原生性精神资源”。“四气”论述当然是整篇论文的主干，其中以“灵气”最为精短，计4500字。本篇中先后被“引用”的人物有刘勰（《文心雕龙》）、卡尔维诺、钟嵘、庄子（《庄子·田子方》）、袁中道（《心律》）、钱锺书（《围城》人物赵辛楣、方鸿渐）、阿尔伯特·吉尔吉（雕塑作品《忧郁》）、钱锺书（《宋词选注》）、维科、彼得·潘。仲尼、杨万里、安德烈·波切利是被引用者引出的人物。马钧从刘勰引起，迅速“兑换”成卡尔维诺，没有任何过渡，钟嵘和庄子就站在我们身后。孔子“目击而道存”的话音未落，印度因明学和佛学概念便登堂入室，还有一把日本人翻译的梯子立在我们无法预料的墙角。接着到来的是《易经》《焦氏易林》和青海人舌尖上的方言俗语。人物和典籍之间切换自如，打通了时间和地域的隔墙，他们就像是等在某个路口，随时听从评论家穿越时空的召唤。大量、紧密的引用，聚焦于李万华的第二个品相“灵气”，最终形成“灵气”同样属于“文学的一种价值、一种特质和品格”这样的论断。在密集的引用形成的逻辑链条中，评论家不时插入形象生动的点评和概括，譬如：“你的这些造句和比喻，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旧有的表达，用旧的比喻、用旧的造句，就像火柴盒擦皮被火柴头擦秃了，就擦不出火了。你是时时更新你的语言的擦皮，以保证随时随地的闪念都能擦出闪亮的火花，匪夷所思的火花，而不是仅仅擦出一股火柴头上的硫烟。”多年前，我在马钧兄一组题为《芸窗碎锦》的随笔写道：“意象迭出、气象万千，在关于日常生活漫不经心的叙述之下，重新审视了逻辑与观念的秩序。看似随意，实际上用心深、用意奇、用词绝。在他独门所创的意境之下，生活、语词、时代都不过是材料而已。”这些特质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

“在文学批评中，应当推崇公正典范、努力保持独立而自由的批评者尊严”。这是马钧兄曾给我的一篇评论的编前语中的一句，当为中肯、恳切之言。读马钧兄多年，品马钧兄多年，除了作为铺垫、说明、印证的“引用”部分，如果要勾勒出他的文学评论的轮廓和范式，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从理清或曲折，或复杂，或潜伏的情节开始，以全视角的文化镜头扫描，使用技术和经验的手术刀，解剖、解析、评价这些文字和情节，给我们提供读懂它的可能。接着分析上述的情节，挖掘它们包含的独特的思想或哲学，然后用一定的价值系统匡正评价这些思想。最后，将分析评价的作者和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艺术进步的历程中，估价其所发挥或即将发挥的作用。马钧兄幽微烛照，处心积虑，在文学研究中，已然建立一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机制，让读者透过他的评论，从文字的“表象”看到“内脏”，从情节的“血液”看到“经络”，从思想的“骨骼”看到“肌理”。“她以微观的幽深、繁密、娴雅、隐秘，缔造世界的精微与生机，缔造世界的曲径分岔，缔造世界的殊途同归。”李万华的创作如是，马钧兄的文学评论亦复如是。

书简写到李万华《焰火息壤·柳湾彩陶》时，马钧兄说：“但你已经把自己深深浸入到那些文物里，以沉浸式的体验，像巫者一般，穿越于远去的时空。你的‘仙家法术’既不玄虚，也不神秘，你最为拿手的功夫，恰恰是为玄虚、神秘、古奥的知识祛魅。方法就是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唤醒早年的记忆。你不用小心地求证，你只知道大着胆子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记忆去合理想象，去进行一次次文学化的情景再现。”读到此，我更想知道像他这样渊博而率性的评论家，在这种偏于严肃和严谨的文种中，会不会、有没有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改变文本整体的氛围？果然，在论述到《丙申年》结尾的文脉和词气时，他笔锋一转：“结合整个文章，尤其是最末一段的语境，再细细品味一下，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古今语境的混搭，还真有些‘穿帮’。转换一下我的意思，这文末的‘词’，如同新植的牙齿，它再怎么按照原本的模样嵌在空缺的地方，它也会因为没有经过恰切而周到的磨合，多多少少让舌头和咬合肌感到一些异样和不自在……”这不再是一本正经引经据典的马钧，而是牙痛的马钧，趣味的马钧，随心所欲的马钧，浮想联翩的马钧。看起来，他新植的牙齿有点水土不服。他想，要把它写到文章里，于是，就将它写到文章里。

李万华在《金色河谷·回声》中写到缠线的技艺：“爷爷的手并不灵巧，但是捻出来的毛线匀细而有弹性。我缠线团渐渐得出技巧，如果线团绕得过紧，毛线会失去弹性，我便以手做轴心，给线团留下空隙，这样绕出来的毛线团又柔软又蓬松。”马钧兄在任何“松散、宽舒，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地方，都可以做“切口”，以期求得“不相关地相关着”。果然不出意料，他将“缠线法”蝶变为“文字章法”：“这岂止是在缠线。这里你所呈现的缠法，完全适用于文章这种织体。文章的起承转合，不也同样需要时时给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留下‘空隙’，既不能绕得过紧，也不能绕得过松，松紧之间要保持‘又柔软又蓬松’的弹性。”如果到此结束，就不是我们熟知的马钧。他快速“切换”：“只保留文脉的内在指向和趋向，是书法上的笔断意连——我忽然发现我们书法的布局节奏，行笔走势，完全是笔记性的随性随意。”

当年蔡元培先生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由此推测，大学者也应该如此。马钧兄熟谙典籍，信手拈来，惊人的学识直将这部书累积成百科全书，他庶几符合大学者的定义了。我还看到了想象的层出不穷、语言的缤纷多彩和行文的纵横阖捭，这些瑰丽的景象，在本来比较枯燥的文学评论里稀罕看到。凡此种种，都让我有历尽艰辛仍不虚此行的感觉。艺高人胆大。没有灵感、渊博和想象，没有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和娴熟驾驭，就不可能有丰沛的创作动力，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书。不仅于此，马钧兄还说：“我肚子里还真垫了几根大梁般的‘理论支持’”。正是文学和美学的理论大梁，撑起了这部内容庞杂、结构繁复之书的圆顶。我想，这部书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初衷。马钧兄说，“秘密炼制时代的稀有物质，在精神的作坊聚集心光，织就心锦”，与其说这是对李万华作品的评论，无如说是夫子自道。他用“古灵精怪”概括李万华的文学特征，而马钧兄这部书的精神气质也与此完全一致。朋友们只要开卷阅读，方知我所言非虚。

我还记得小学教室墙上挂着的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也相信这句话揭橥的真理。作为马钧兄多年的朋友，我可以证明，他在这部书里表现的才华，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而是许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马钧兄推崇“万人如海一身藏”，热爱《归园田居》，喜欢“默存”，熟悉青海文坛的系列“隐身人”，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在一个众语喧哗、甚嚣尘上的时代里，马钧兄一如他反复提到的齐奥朗：退回孤独，远离名利场，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他向往这种逆着“世风”的生活，而且把理想变成了现实，他努力的栽培和浇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是幸运和幸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