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彭吉明身形高大，衣着得体，面色红润，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河湟男子特有的羞涩与认真劲儿。我并不了解其工作履历，揣测他可能当过语文老师——讲究仪表，注重谈吐，镜片后的眼睛不大却富有神采，且时刻准备着望向远方。这样的描摹大致符合我对一名陌生语文老师的基本想象。参加一些文学会议的间隙，我与他有过简短的交流，得知他喜好诗文，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级文学刊物《桃花源》的责任编辑，出版过诗集《河湟涛声》，作品曾获首届李清照文学奖。

许是机缘巧合，有一阵子我收到两份同名刊物，一份寄自湖南省常德市，另一份来自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刊名都叫《桃花源》，来自地域跨度极大的两个省份，主编分别是鲁院同学谈雅丽和本土作家彭吉明。颇有意思的是，谈雅丽所在的常德素有“川黔咽喉、云贵门户”之称，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的重要城市，彭吉明的出生地民和县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称为“青海门户”，那里海拔相对较低，气候较好，被誉为青海的“水果之乡”。两份刊物，一南一北，恰似观察世界的两个视角，让我的阅读之旅在江南灵秀之气与西北壮阔之美中随意切换，乐此不疲。

从彭吉明的首部诗集《河湟涛声》的命名和刊发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他的诗歌创作当属乡土文学范畴。自20世纪20年代，王鲁彦、徐杰等前辈作家用极富地域特色的笔触为现代文学开拓出一块新鲜的审美领域后，乡土小说开始兴盛起来，并形成其持久的书写传统。相对于乡土小说亮眼的创作成就，乡土诗歌的创作实绩并不突出，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异军突起”的大潮中，乡土诗歌因其传统的书写方式而备受学界冷落，能引起情感共鸣的大都是具有乡土生活经验的同行者，而非持有诗歌艺术评判标准的评论家。在这种大背景中，来自青海东部农业区的一大批“50后”至“70后”诗人，自觉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乡土诗歌写作群体，他们歌唱家园，书写亲情、友情和爱情，眺望远方，诗歌作品中流溢出令人温暖、感动和怀想的泥土气息，彭吉明的诗歌创作即属此类。

对故乡的歌唱与赞颂，几乎是每个乡土诗人的“本能之举”，除了具有脐血之地的亲切因素外，最为熟悉的生活文化和地域传统构成了他们不竭的写作动力。试读：“她静如处子/艳艳的一片红云/燃烧在青海东方的天际/陶醉了高原人豪迈的灵魂//艳而不娇/和着丝丝春雨/桃花仙子翩然降落/在绯红的下川口/一颦一笑尽显西施的风姿”（《桃花源》），这是诗人彭吉明对其故乡——心中的桃花源的诗意描摹，初读感觉有种“来自江南”的阴柔与美艳，绝无高原大荒的雄浑和壮阔，何故？实际上，这涉及诗歌写作的角度问题。诗人想写出“一朵桃花上的故乡”，桃花本身具有的柔美与纤弱，被他投射到故乡低海拔的地理属性上，从而造成“宛若江南”的表达效果，那种“谁不说俺家乡美”的骄傲之情跃然纸上。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地缘优势造就了这个带有江南水汽的桃花源呢？读者或可从一首题为《二龙戏珠的享堂》的诗作中找到答案：“两河相汇的地方/人们叫它二龙戏珠的享堂/自西而来的是湟水河/浑黄浑黄/自北而下的是大通河/湛蓝湛蓝/于是人们称它们青龙黄龙……”众所周知，青海在中华版图上具有“山宗水源之地”的生态地位，青海省名也因一片蓝色的湖泊而得之，故此，除了沙漠戈壁，农业区的水源是相对富足的，诗人在写到其胞衣之地川口镇享堂村时，借用了一首花儿的上阕，将其命名为湟水河、大通河“二龙戏珠”的地方。实际上，流经民和县境的河流还有黄河——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水源，诗人引以为豪的桃花源才得以存在。

我曾在一些民和籍作家散文中读到过那首花儿的上阕：“左钟右鼓八棱山，二龙戏珠的享堂”，奇怪的是没有一篇文章记写这首花儿的下阕，是因年代久远而散轶，还是内容涉及其他主题而被过滤？总之，对于乡土诗歌的观察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毕竟花儿也是老百姓的诗歌，作为乡土诗人及其关注者，理应将其探究清楚。就这首花儿的创作技法来看，当属赋格花儿，没有比兴，开头直接从山体和河流两个侧面描述享堂这个村镇。循着这样的思路，花儿的下阕应该写到享堂的人和生活（某一场景），为了能够顺利地迈过这一因阅读缺失造成的“心坎”，笔者试图将其补充完整，但愿这“续貂之笔”能将隐匿其间的诗意表达出来：

左钟右鼓八棱山，

二龙戏珠的享堂；

房前屋后桃花源，

好日子实话美当。

文学本质上是人学，任何作品都应该关注和表现人的存在及其内在精神。彭吉明诗歌对人的刻写往往与一定的口头传统和历史风物密切关联，他在《峡口：黄河深情的回眸》《喇家之殇——来自远古的故事》《大河禹王之歌咏》等诗作中多次塑造过一位手持神铲、伫立峡口，用毕生心血开山导河的“禹王”形象：“黄河洪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而来/巨浪高过房子/铺天盖地扑向塬上/淹没了一切//他刚刚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双眼如炬/美髯飘逸/那是神人之像//众人拥戴为王/禹于是肩负重任/率领得力部众直奔积石峡/挖掘山土淤泥/搬运如牛巨石/辛苦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挖出一条小水沟/苦干了九九八十一天/才掘出了一条大水沟/黄河水顺着水沟奔涌而出/流淌了三个月才将山体冲开/天池的水渐渐退去/牧民们赶着牛羊回到了草原/中下游民众得到了安宁”（《大河禹王之歌咏》）。大禹是传说人物，民众在讲述时愿意将其与具体的地理位置关联起来，以便建立起民间话语系统中的可信度。诗人以较长篇幅塑造的“禹王”形象，本意不在寻找其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性，而在于通过令人惊惧的“洪水神话”，彰显人在严酷的环境中激发出的生存智慧与顽强斗志。

毫无疑问，拥有喇家遗址、七里寺花儿会和三川纳顿节等丰富民间文化资源的乡土诗人，在“写什么”的层面没有太多忧虑之处，但在“怎么写”的层面需要多做思考，比如对传统写作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尝试完成乡土诗歌的现代性表述，对当下乡土的“变”与“不变”做出更具时代性和人民性的观察与书写……这些都将是诗人彭吉明诗歌创作得以提升的空间，在此提出，与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