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5部获奖作品之一。出生成长于青海的杨志军，在作品中深情回望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和耕耘，书写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全景式展现现代化建设大潮中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

11月19日，2023年“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即将举行，本报“江河源”副刊特刊发学者、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王艳与杨志军先生的访谈录，探寻杨志军先生作品的时代价值、艺术特色及与青藏高原的血脉之情。

1、“草原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

王艳：您在40余年的文学创作中，出版了30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集等，可以说是非常高产的作家。回头来看，您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

杨志军：我的父亲做过记者、编辑，也写过诗，热爱文学。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家的书架上有《水浒传》《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文学名著。因为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另外，我觉得是天性，我天生喜欢读书和写作。当然，之所以喜欢写作，主要还有对青海这片土地的热爱，是草原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我喜欢自由而浪漫的草原生活，走遍了青海所有的牧区，见证了草原的变迁，像一个牧人一样感同身受。渐渐地，就把那些触动心灵的感受化成笔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

王艳：您曾经是青海日报社的记者，研讨会上您讲到年轻的时候骑着马穿行在草原上寻找新闻线索的往事。记者生涯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志军：1976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到青海日报社工作，单位派我去海北藏族自治州记者站做常驻记者，后来又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待了一段时间。常驻记者要在当地生活，深入基层抓取最新鲜的素材。与牧民在帐篷里同吃同住，骑着马在草原上寻找新闻线索，这样的生活体验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创作和积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篇散文、第一首诗歌，都与我的采访经历有关。可以说，青藏高原养育了我的身体，也滋养了我的精神。

王艳：新闻是信息，文学是艺术，从本质上讲，新闻与文学在功能、选材以及写作过程等方面都不一样。您觉得从写新闻到写小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杨志军：新闻采写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线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是先采写新闻，然后再根据新闻线索去写小说，但最严峻的考验是小说不能写得像新闻一样。比如，1983年冬天的一天，36个农民在青海湖凿冰窟打渔，因为风势过大，冰面被风吹炸裂了，36个农民被困在浮冰上，漂在湖中。我自告奋勇去青海湖边采访报道，看见营救人员虽全力营救，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天气变冷，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浮冰重新冻到一起，36个农民花了三四个小时才从湖心走到岸上。我当时写了新闻稿，但觉得还有很多值得写的内容，新闻文体难以表达我目睹整个事件的认知和感触。于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湖断裂》就这样诞生了。

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有关联，但最大的忌讳是小说里有新闻语言。很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但很多记者想写小说却写不了。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新闻笔调，很难转换成小说形式。小说创作需要扎实的阅读基础、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丰富生动的表达，甚至还有天赋，都很重要。

2、“这是一个所有在青藏高原洒下血汗、奉献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

王艳：从《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到《藏獒》《伏藏》《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再到《雪山大地》，您的写作一直深扎在青藏高原。您创作《雪山大地》的初衷是什么？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杨志军：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感是民族情感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思想是时代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青海、扎根在青海、不停地描写青海的人，对这片土地倾注了所有的感情。

《雪山大地》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酝酿了很多年，一直在发酵。这个故事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更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所有在青藏高原洒下血汗、奉献青春乃至全部人生的父辈们的故事。最开始，我计划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但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很多想法不断涌现。我突然意识到，应该把手头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专心致志将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父辈们已经逝去，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老去，我见证了父辈们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奉献给青藏高原的故事以及草原牧人的生活变迁，想要把一个民族从部落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记录下来，将我的感恩之情回馈给这片土地。

王艳：“父辈们”是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主人公强巴和苗医生是以您的父亲和母亲为原型吗？

杨志军：我的父亲是河南人，194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后来他跟着部队一路西进到达青海，在一个马车店，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创办了《青海日报》，就这样留在青海。我的母亲当时是一名学生，从卫校毕业后在部队当卫生员，后来考入青海医学院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父亲会经常下乡，一去就是几个月。他住在牧民的帐篷里，跟着他们随水草迁徙，这种工作方式让他结交了很多藏族朋友。那些藏族朋友也会不远千里骑着马来我家。有时候一觉醒来，发现我家地上躺着很多裹着皮袍的藏族人。藏族是一个非常讲礼节的民族，他们到别人家里去，肯定要带礼物。每次来城里看病，他们都带着奶皮、风干肉、酥油、牛羊肉之类的东西。那是20世纪60年代，物资匮乏，对城里人来讲，牧区的肉和奶珍贵极了。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汉藏人民互帮互助、相扶相依，这种来往很有意义。强巴和苗医生的原型包括我的父亲和母亲，也包括许多类似我父母的前辈。

王艳：您在研讨会上说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学习，草原上的很多藏族朋友都是您的老师。藏族文化对您的文学创作给予了什么样的滋养？

杨志军：写作是一种修行，需要不断地学习。我接触到的很多藏族同胞，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牧人，都是我的老师。我只要虚心学习，每天都有收获。我从牧人身上学到很多，包括生态保护的理念。比如藏族文化里没有“天敌”的概念，所有的动植物都是自然的“管理者”。再比如藏族人认为单数是吉祥数字，这启发我去思考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我发现单数有着奇妙的对称性，因为首先必须确立一个基准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是3的对称性；左边两个，右边两个，这是5的对称性，以此类推。所以，我要感谢青藏高原，感谢藏族文化，感谢草原牧人给我另一种认知世界的角度。

王艳：您自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雪山大地》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您如何思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杨志军：《雪山大地》这本书其实是在现实主义之上来弘扬理想主义精神。也就是在事件、人物、细节、语言等都有生活依据的基础上，写出我对生活的认知和展望。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草原牧人的生活和生命的质量，这些年也都有很大提高。我的希望是：草原牧人在接受丰富的物质文明后，还能拥有雪山大地的那种干净、纯粹。在我的理想中，他们既是文明的，又是精神饱满的。我的作品既描写现实性，也表达可能性。很多时候，作品对可能性的把握决定着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命运和思想的传播。理想主义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如实描摹的同时又要情绪饱满地写出希望。这是这片土地对我的要求，也是这个民族对我的要求。

3、“文学史只提供有特色的作品，不提供十全十美的作品”

王艳：《雪山大地》的语言很具地方特色，夹杂着藏族谚语。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是您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极具地方性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杨志军：藏族的谚语真的很有哲理。我在草原说的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普通话，而是藏族人已经习惯听闻也习惯表达的“青海话”。我在写作的时候，会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当地人的语境。比如一个牧人说：“大夫啦，我耳朵里咣当咣当拖拉机开过来了。”意思就是耳鸣，如果你把它简化为“耳鸣”，草原牧人说话的那种味道和感觉就没了。我想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地方性和草原味，尽可能丰富地体现草原牧人的语言里所包含的生活、心理、人际关系以及生存状态的信息。一种极具地方性的语言，必须汲取民间智慧才会生动而独特。

王艳：您在写作《雪山大地》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和挑战？能与读者分享一下您创作的心路历程吗？

杨志军：整本书的创作我大概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写作过程其实像一个农民，每天不间断地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语言。写作时，我会在保留民族和地域特色语言的基础上，再用普通话加工成所有读者都能理解的内容。其次，在创作过程中，我认为生活场景的描写最重要也最有难度，这种场景涉及生活中非常细致的内容，比如人们的风俗、语言习惯、禁忌、人物关系、心理活动等等。这些场景的写作要求作者对当地的生活十分熟悉，来不得半点编造。《雪山大地》涉及的生活场景很多，我往往会将自己代入角色中，将角色之间的对话在脑海中进行模拟。当觉得这些话语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民族习惯时，才会落笔。

王艳：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标准，对您来说，写作是为了什么？《雪山大地》是您心目中完美的作品吗？

杨志军：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常态，我想把自己所熟悉、所认知的历史和现实写出来。我很享受这种沉浸式写作，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雪山大地》算是写得比较自信的一部作品，但也称不上完美。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遗憾，包括《雪山大地》在内。在完成之初觉得很好，经过时间的沉淀，当我再次阅读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没写到的地方，想把它修改得更好。但是，有些遗憾是没法修改的，人们常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修改了某一处，整个情节都会随之变动。《雪山大地》自然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文学史只提供有特色的作品，不提供十全十美的作品。

我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文学在本质上必须反映生活，但反映的生活再真实也是作家认知到的生活，是用大脑过滤过的生活、是被选择过的生活，这种认知、过滤和选择的过程，就是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历史光阴一次次沟通的过程，最终反映的是作家内心深处的律动。我希望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丰富、更博大，具有雪山大地的姿态、青藏高原的辽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不断体验和认知生活，还要不断地否定和批判自己，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大自己、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