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的袁鹰老师辞世了，生前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著作丰富、驰名文坛的老作家。他刚去世那几天，受他帮助和扶持的人纷纷撰文，怀念这位文坛宿耆——也是一位可亲可爱的老人。作者大多是文学界的名人，而我是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却也有着和他交往的一段往事，回忆起来，深感他为人谦和，没有名人的架子，热情扶助文学青年的高尚品格，不禁泪水盈眶，感叹不已。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西宁铁路分局（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当时我们管辖的青藏铁路只修至开通西宁至格尔木段，守护这条铁路西进的铁路职工有两个大本营：格尔木和柯柯。因工作的关系，我走访了柯柯地区，这块昔日荒凉的青藏高原腹地，被铁路职工勤劳的双手建成了一块有着鲜花盛开，欢声笑语的地方。各单位还仿造苏州园林修建了扎根亭等景观，一路采访，我被这种开拓进取、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所感动，连夜写出散文《青藏高原深处》，回来修改一遍，斗胆寄给《人民日报》“大地”文学副刊。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在副刊头条赫然登出，无法形容我当时拿着报纸的欢乐心情，过了一段时间，同事告诉我，说电台也配乐广播了。其实这篇作品只是纪实性强，艺术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是袁鹰老师从众多来稿堆中发现了我的稿子，认为很有内容，发表了它，我感动得喃喃自语：大地，你容纳了我这一株小草啊！

事隔多年，我在公司编内部文学杂志，斗胆向袁鹰老师约稿，想着这位文坛大家会看得上我们这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吗？谁知他很快寄来散文《情系天路》，大气老到的文笔，表达了自己对青藏铁路建成的喜悦之情。同事抢着阅读此文，因为袁鹰老师的《井冈翠竹》，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曾喂养过这些莘莘学子。我们刊物有稿费，但很少，我请示领导，希望破例给这位支持我们的老作家稿费高一点，领导也同意。我告知袁鹰老师时，他立即回信表示不同意：

文超同志，能为青藏天路和你们企业文艺刊物尽点绵力，我感到荣幸。如发表小文，请按规定发稿酬，不要特殊。

这使我对他更加尊重。

事后多年，我出差京城，终于见到了袁鹰老师，他已经退休，住在人民日报家属院的一栋小楼里。敲门后我自报家门，他高声问：是冯文超同志吗？我答：是我，袁老师！

他和蔼可亲，没一点架子。去之前，我觉得应该给这位文学前辈带点纪念品，选来选去，就带了一本《青藏铁路纪念册》，他欢喜地翻阅着，说起几十年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老戏曲家田汉编剧的《文成公主》，他说戏里有个细节：公主一行晓行夜宿，走到日月山时，忽然接到长安宫中快马传来母后的诗：病骨难辞瘦，衰颜难耐斑，登楼望娇女，应在暮云间。公主读后大恸，要掉转车马，立即返回长安，在侍从的苦苦劝慰下，才调整心情，顾全大局，继续踏上万里迢迢的远嫁征程。这个细节，自然是剧作家的精心虚构，却非常动人。谁能想象，在文成公主入藏的长途上，在雪域之间，会出现一条石破天惊巨龙般的青藏铁路？那一天，我们一起感叹着国力的强盛，以及天路建设者的钢铁意志和英雄气概。袁老师说，我年纪大了，要不我真想去一次青藏铁路，坐一坐天路的火车。

分别时，他让小保姆给我们照相合影。

后来我出版散文集《天路小景》，想请袁老师作序，有些惴惴然，觉得他是大家，又年事已高，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让我把书稿寄给他。对这个书名，我有些踌躇，因为里边还有一些写东北故乡的篇章，请教袁老师，他说可以用这个名字，因为绝大部分是写天路的。其中有一篇在《中国铁路文学》发表时，编辑陈志雄是我的朋友，他把标题给改了，我觉得不妥，觉得太通俗。在电话里对志雄表示不满。请教袁老师，他说改得好。我仔细思索，觉得是增色了。在北京开会，遇到志雄，表示了歉意，并说了袁老师认为改得得当。志雄也高兴，还邀我吃火锅一起畅谈。

袁老师序言里对我这些幼稚作品进行鼓励：冯文超的散文特点是平实质朴，不用华丽辞藻，摒弃装腔作势，而是轻描淡写，纯净自然，用真实情感打动读者，每篇文字，都在一两千字之间，最适合报纸副刊和电台播送……

这使我深受鼓舞，觉得以后要再努力。后来，袁老师寄给我他的新作《江山风雨》，扉页写着请我指正的话，这使我汗颜，感受到他热情、平易、谦虚的品格。其实，袁老师不光是创作上，在别的方面也关心我，知道我为大学毕业的女儿找工作而发愁，他还找人推荐，虽然最终没能办成，但我心里一直感念。所幸女儿后来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在袁老师年老卧床期间，我多次打电话给他，让他保重，他让保姆代谢并让我保重。如今他远行了，文坛会铭记他，我也深深怀念他——一位名满文坛的著名老作家，一位好编辑、好老师，一位忠厚热情的前辈长者。

注:袁鹰老师的一本散文集名为《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