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我省著名文史学家、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李文实先生既是一位躬行实践、勤于著述的谦谦学者，又是一位耕耘杏坛、桃李满园的谆谆师长。他师德高尚，睿智过人，学识渊博，爱心博大，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是“文如其人、贵在其实”的典范人物。

2024年是李文实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为表达深切缅怀之意，2023年教师节前夕，青海民族大学为李文实先生塑像。近日，青海民族大学马成俊教授、姚鹏副教授将先生的手稿整理成《李文实手稿》（九卷本）和《李文实西北民族关系史论稿》，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传承李文实先生淳朴谦和、淹雅弘通的精神品质，弘扬他崇高的师者风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期《文化》特辟专版，撷采部分专家学者的纪念文章，以飨读者。

◆纪念李文实先生，最为主要的是继承其优秀品质。《李文实手稿》中的资料来源于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所藏李文实先生家人捐赠给学校的所有手稿。《手稿》可以全面整体地呈现李文实先生毕生治学的风貌、路径、旨趣及学术贡献。《手稿》共分九辑，主要包括先生手写的著作、论文、讲课教案、读书笔记、诗歌、序跋、书信等。前三辑是竖版手稿，以先生1951年之前的文史著作、论文手稿为主，主要篇目有《巴牙喇与噶布什贤兵考》《义和团运动》《清代传记文选》《木兰诗时代杂考》等，能够体现先生在1951年之前研究文史的方向与内容。可以佐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采访中纵论现代中国史学和史学家时，在明清史和区域史两个领域均将李文实列入青年才俊之列给予肯定与赞赏的原因。第四辑开始，主要收录了李文实先生1979年以后的手稿内容。中国历史课程讲稿包括《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历史要籍讲稿（提纲）》等，体现了先生由史料而史学的治学路径，及其淹贯古今的学术风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稿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诗经与楚辞》《魏晋诗歌》《六朝辞赋》《唐宋文学》等，先生对古诗源流、《诗经》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古典文艺理论、汉字音韵、古诗格律等均有广泛涉猎，且能博观约取，得其窍要。此外，包括青藏史地考释、文学、区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及民族理论为主的文章，青藏史地的考释是李文实先生晚年用功最勤、创获最丰的部分。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 马成俊

◆对李先生，我是先慕其名，后交其人。我是青海民大七八级政治系学生，李先生曾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文选》，任何章节总能讲得主题鲜明、源流清晰、层次清楚、诠释透彻。且他虽然右臂残疾，只能够到黑板三分之一，但他仍然勤作板书。每次授课都让我们接受一次为人师表精神的震撼。1994年，我撰写了一则400字左右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纪念碑碑文，请李先生勘误、斧正、润色。看完碑文稿后，他一字未改，并予赞赏。接着给我说：“我曾写了一篇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统兵十万讨伐吐谷浑的文章。当年隋炀帝率众从今大通县出发翻越下达坂山到门源县东川浩门河边，具体渡河的地点我是据史料考证确定的，可心里一直有点疑惑。三年前我去门源县参与县志审稿，便去东川实地考察，发现我原文中所写的渡河地点同这次考察结果有约二公里误差。”他说，做学问不易，最大的不易就是做到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大凡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优秀学者都谦冲自牧、贞志安道，李先生就是这样。他一生教书育人，潜心耕耘学问，学养修养俱佳，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师世范。

——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主任 王心岳

◆在西北史地专家李文实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青海民族大学将先生生前捐赠的手稿于近日付梓出版，这是青海文史界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先生初到民族大学时曾就青海地方志中的若干史实和相关著作展开学术辩论，经过发表几轮文章辩论后，李先生告诉我：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才得认识了本校的辩论对象，可谓相逢付之一笑。学界不同的学术观点可通过研讨、辩论，获得真知，先生求实治学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对格律诗的字数、韵脚、声调、对仗等有很深的造诣，在这方面我们后学都应当向他学习。先生还充分运用他的训诂学、音韵学知识著书立说，对我国考古成果和古文献记载的有关华夏民族的起源，以及西北史地中的古今地名差异都细加考究，提出了独特见解。先生做学问不计年事已高，曾经对我说受顾先生的委托，他还想写《南明史》，我因工作忙于奔波，和先生甚少联系，也未曾拜读先生的遗稿，不知有无《南明史》的手稿。从1979年至今我因研究瞿昙寺的历史，对明史中“建文帝逃国”等史实，想极力补充明史之不足，未曾请教文实先生，深感遗憾。

——青海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谢佐

◆啃李文实先生的书如啃一块坚硬的压缩饼干。那里面高密度的学术信息不时雍塞着我有限的吸纳空间，还有引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奥的方块字，也逼得我一遍遍地去翻查《辞海》。这是我读《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读得极慢的原因。在我跟随作者踩着一块块古地名的化石，渐渐深入到青藏高原扑朔迷离的昨天时，我感到有一根麻木的神经被激活了。这不是我个人的麻木。在一个生活目标高度实用化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有兴趣对脚下这块土地遥远的过去稍作回眸。我们高频率地和毫无感觉地接触着那些相沿已久的熟悉地名，从不会理会它们的来历，仿佛它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则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甚至连对上述问题想象或怀疑的兴趣也差不多彻底丧失。幸而当代的青海还存在着李文实这样的学人。他们披荆斩棘，锲而不舍，凿出了一条条回溯历史的栈道，避免了我们和昨天失去联系的危险。在这部著作中，一个个在今天已被汉意化了的地名，经李先生的吹拣淘洗，显现出羌藏文化的本色。种种被误解、被曲解、被以讹传讹的历史内容，都成为李文实先生着力揭示的出发点和归宿。李文实先生考证西陲古地的地名，其意义远不止“正本清源”，他的治学精神给予我们、给予时代的启示意义，甚至超过了著作本身的价值。

——青海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王文泸

◆我对青海地方史的兴趣，是在李文实先生学术作品影响下培养起来的。大学毕业前夕，我想找一些有关青海的资料，始终未能如愿。到青海以后，我无意中读到了李文实先生的几篇论文，顿觉耳目一新。后来又有目的地收集了一些，遂对青海地方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印象中，李文实先生的著作有以下特点：一是才华横溢，文采斐然。李先生的文章有明显的那个时代学者的共同特征，搜罗汇集，旁征博引，无论是正统史籍还是笔记野史，都能信手拈来，着实让人佩服；二是文笔细腻，叙事清晰。李先生喜欢在论证中详细记叙当时当地的地形地貌及事情原委，记得在一篇关于敦煌和莫高窟的文章中，他从敦煌的地理环境讲起，细述莫高窟周边环境和历史脉络，印象深刻，有如亲临；三是逻辑严谨，力求准确，李先生对暂无把握、尚无定论的问题，必多方求证，或检自古籍或求证达者，直到论述清楚为止；四是古今对照、藏汉互勘。李先生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用古羌语、古鲜卑语、古藏语、甚至吐火罗语，对勘古代地名，不仅纠正了很多错讹，而且搞清了很多历史事实。毫不夸张地说，李文实先生开创的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对历史地名的考据和互勘，是青海地方史研究的一大创举，对青海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王化平

◆《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是文实先生生前出版的第一部史学专著。由此，学界得以概知文实先生治学之大端。即，青藏历史地理之考释以羌藏一体为说，循以“名从主人”的原则，兼以确实的古地音义的训诂，使流传至今而原义未彰的青藏古地名焕然得实，让读者耳目一新之际深获启发。以上，我们也仅知李文实先生在青藏史地考释和青藏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至于文实先生师承中国近代史学重要流派古史辩派的开创者顾颉刚先生，并出入堂奥，得其精义而施于青藏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理路和门径，非读这部《李文实手稿》而不得其详。眼前这部九卷本的《李文实手稿》穷搜作者生前遗稿，编者诸君倾数年之功，细为排比编次，终成洋洋大观，第一次以几为全貌的形式将文实先生毕生治学成果呈现于世人，不致庋藏尘封，遗沉珠坠简之憾。在文实先生一百一十华诞、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出版此书，既慰先生于地下，又启后学于今日，值得称贺致敬。

——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戴发旺

◆聆听先生的讲座，大概是在读大一下学期的时候，班里请李文实先生讲学习方法问题。当时，先生已近80高龄，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走进了教室，清瘦儒雅，令人亲近，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他说，中学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而大学需要开启思路，以学习治学方法和培养专业知识为主。关于古代文学史的学习，他认为一定要从源头开始，由古及今，顺流而下，理解中国文学各个阶段发展演变的过程、特点与体现的时代精神，文学传承发展的轨迹与一般规律；而读文学作品则可以由近及远，逆流而上，读懂了明清、唐宋古文，自然就为读懂魏晋秦汉及先秦古文铺平了道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如何学好古代文学的问题，他劝导大家一定要下功夫精读、熟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诗词和散文名作，提升文学鉴赏能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增进爱国感情，并努力为开拓和建设新青海贡献力量。他讲的这些话，当时理解不深，但像种子一样，在心里生根发芽，等到毕业留校并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多年后，才越来越深刻地体悟到这些话的意义。先生去世20年来，世事发生了巨变，时光也模糊了多少人的面貌，但岁月并没有湮灭先生的价值，反而经过岁月的淘洗，通过一定的历史距离，先生给我们的印象依然是清晰鲜亮，先生的道德文章越发充满光芒。

——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阿进录

李文实是我高山仰止的大学问家。他深厚的知识功底，精深的学术造诣，高尚的道德情操，谦逊的做人品格，诲人不倦的师表，吾辈是难望其项背的！我们读大学时，先生讲授古代文学常常是不看书的，古诗词脱口而出，典故信手拈来，记忆力超强。先生十分有内涵，常常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地讲一个问题，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一位温厚长者，他对所有求教之人都耐心作答，对同学们提的问题不厌其烦，绝不敷衍或强不知以为知，严谨的治学态度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人。先生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经出版便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和青海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先生对待学问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的文章旁征博引，推理缜密，可谓字字珠玑，且有着深厚的训诂学、音韵学功底。他的文章每篇都力沉千钧，在史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也奠定他在文史学界的重要地位。青海民族大学的“文实校区”与“文实楼”，既是对先生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广大学子的勉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李先生之谓也！

——青海省文联原副主席、教授 谷晓恒

李文实是青海省史志文化界的一代大师，名副其实的“大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始，李文实先生积极倡导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并亲自校注旧志，参与《青海省志》编纂实践、撰写学术文章。从1988年至2000年担任《青海省志》副总编辑;从2000年至2004年担任《青海省志》的学术顾问。先后参与审定《青海省志》各分志87部，参与州、市、县志审稿40余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青海的修志工作作出重要的贡献。李先生是青海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先驱，他在我省史志界最早提出，地方志作为传统的文化载体，可以抟成一地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政治认同和政治归属。同时，先生也是青海省文化自信最早的觉醒者，他以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文化良能，主张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统一性、整体性史学观的基础上，具体付诸实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志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青海史志界对我省史志界“四大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李文实是青龙，赵盛世是白虎，芈一之是朱雀，张广志是玄武。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原副巡视员 李泰年

◆1999年岁杪，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兰大百年萃英文库，我那时以为，这恐怕是蒐集先生学术轶文最夥的一本书了。没想到，《李文实手稿》九卷本问世，把先生生前遗留下的重要文字，几近网罗靡遗！我料想，至此再也没有什么遗珠之憾了。此书极为珍贵的地方在于，全部以先生的手迹呈现，这在当下手稿学方兴未艾之际，着实有着多重的价值和意义。一则是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手写已被键盘输入完全替代，而一页页腌渍着陈年旧迹的学人手稿，保留下了“一个时代学人的学术研究传统和知识生产的方式，保留下了他们的阅读轨迹以及知识图谱”。一则如全书编者絮语所言：“其隽永的字体、两个阶段的笔迹，保留着作者研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我想进一步补充说，李文实先生的手稿，出之以毛笔的软笔书写和钢笔的硬笔书写两种形式。民国时期，先生的手稿基本上都是采用毛笔来书写，先生的毛笔字，字形娴雅温厚，含蓄内敛，书风胎息于魏晋书法，与近人丰子恺先生的书风，颇有神采相照之处。1949年之后，先生的书稿或文稿，基本上多以硬笔来书写，偶尔蘸墨而书。时至如今，先生在《手稿》里的所思所想，经过时间的淘洗，依旧没有失去学术的光芒，它们从遥远的过去延伸到我们当下的语境里，不断带给我们崭新的启示。

——青海日报社高级编辑 马 钧

◆除了外出求学七年、任教六年外，李先生近八十年人生，是在青海高原上度过的；他的主要教育和学术成就，也是在河湟故里取得的。他热爱自己的家乡，也反哺自己的家乡。这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一来效力乡邦、研究乡邦的情怀，易于受到乡人的接受和认可；二来，内地、边疆密不可分，研究边疆历史文化，对于完整、准确理解祖国历史文化，具有不可磨灭之功；三来，地处边远和偏僻的学人，研究“大路”课题，比之内地学者，明显处于劣势。而着眼乡邦本土，在实地踏勘、口述访谈、文献采集、信息交流方面，则有天然优势，也易于取得学术成果。爱家庭，爱故乡，爱祖国这样的认知逻辑，符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文化传统。这也很好地体现在李先生身上，是其至死不渝的崇高执念。这种文化传统和崇高执念，是很值得后辈学人体味、传承和弘扬的。元代文学家刘岳申，在他的《申斋集·王遵墓志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感佩的话：“生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无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我想，这些话用来赞颂李先生，当说是一点儿也不为过。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 姚继荣

◆某年春节过后我登门看望李先生，先生正在书房精心整理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大作《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见我到来，连忙起身，收拾书稿陪我交谈。我询问李先生，进入耄耋之年，为何还为此书操心劳神？他说：“我对西北的地方史比较熟悉，对这片古地的地理、历史以及羌藏文化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考察。目前对这些地方，很多人不甚了解，因此很多地域概念被误解、曲解，甚至被以讹传讹，流传甚广……面对这些现象，我怎能无动于衷？比如‘敦煌’被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这明明是望文生义，与史实不符。然而却误说流传，混淆视听，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件事，不抓紧做就来不及了！这也是在我有生之年，对我省的社科研究尽一份心意吧！”一晃李文实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而今回忆起那些陈年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李先生那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他那娓娓动听的话语仿佛仍在耳边；抬头仰望那巍然耸立的“文实楼”，仿佛就是他精神的化身！

——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 张世俊

◆我在赵盛世先生门下学习青海地方史期间，赵先生为促进和提升我们的学业，请李文实先生为我们开设“青海地方史志研究”课程，大致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简要系统讲授中国方志的历史和方志学相关问题；二是青海地方史与民族史的一些问题。当时李文实先生正在点校杨应琚《西宁府新志》，上课时也对该志的作者、体例、特点、价值等作过评述。在李先生授课之前，我对方志和方志学几乎一无所知，通过听李先生的课，对此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陆续读了一些方志学的著作，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觉关注和重视使用方志文献。关于青海地方史及民族史内容，李文实先生讲授的内容很广泛，有一些内容让我至今还有一定印象。特别是李文实先生讲了许多与地方民族史关系十分密切的地名、族名，讲授追本溯源，得其真切，体现了李文实先生在民族史地方史研究中重视汉语与羌藏等民族语对勘研究即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运用的学术特点。现在回想，李文实先生授课时的情景还会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言犹在耳，景犹在目，诲教难忘，铭记在心。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 杜常顺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实先生和芈一之先生在青海地方史学研究领域展开了学术辩论，期间先生陆续在《青海社会科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青海地方史札记》《读<青海地方史略>琐议》等论文，在省垣学术界乃至全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据我所知，这也是青海学界唯一的公开辩论，其学术价值和学术精神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先生广泛开展青海地方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和出版了《西宁府新志与杨应琚》《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等一批重要成果，在许多领域填补了西北地方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空白，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些成果的取得，源自于文实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和不断进取，源自于他长期以来对西部史地研究积淀和生活体验。二十世纪末，他又不顾年事已高，不顾气候环境恶劣，高频次亲赴甘青地区，高原牧区实地考察考证，获取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诸多典籍成论做出修正剔误，勘正了青海地方诸多地名。先生不惟书，不惟权威的学术创新精神，对当代学者树立了标杆，成为青海民族大学科研创新的典范。

——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副教授 乔文良

◆文实先生一生主要致力于西北史地方面的研究。我当时读书期间对这些问题很少关注，甚至也不深感兴趣，后来博士毕业到国家图书馆工作之后，我所参与的地方志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就完全和史地研究联系上了，虽然还是以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主，但对地方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关注，却是我硕士学习阶段所未曾想到的。不仅如此，我由地方文史辐射到民间文化，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深感顾颉刚先生、启功先生、李文实先生等所倡导和运用的学术方法，是非常科学和有效的。他们那种精深而不孤立、高雅而不失生活气、邃古而不脱离现实的学术气象，保证了他们的研究既能走到很深但同时又不失趣味。当下所提倡的“把科研做到祖国大地上”的精神，应该就包括这样的学术气象吧。因此，在行将步入耳顺之年，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学习历程时，会惊奇地发现，老师的教导从来没有多余的，迟早会在某个时期、某些方面用得到。我现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所谓薪火相传，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也是方法的延续；不仅仅是传出者的责任，更是接受者的意识。我们今天庆祝《李文实手稿》出版，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张廷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