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文化是蕴含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遍操持的规范性认识,是社会成员的共享价值与意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业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创造出优秀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伴随农业发展而兴起的农耕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传统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形成相互融合、相对稳定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具有内在性和软实力功能,决定了乡村文化建设是新时代推进青海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汇聚乡村振兴文明力量的重要支撑,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必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
以文化人,自治德治善治是青海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受中国传统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公天下、均贫富等价值理念的影响,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既注重农业生产,也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谐、安定的“道义经济”色彩。河湟历史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以乡村文化塑形基层社会、形成公序良俗、助推自治德治善治的良好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体,其绵绵不绝影响着青海的历史发展,尤其到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在青海地区统治的全面巩固、大量中原汉族人口的迁入以及政府、地方共同推动文化建设,崇德尚善的基层文化体系与崇统尚一的传统政治体系、重农崇本的经济体系相互套嵌,成为青海东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导模式。而作为基层社会儒家文化的代理者、代言人,明清地方士绅等以“倡率义举,正风化俗”为己任,成为推动基层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动者。
如,清代西宁人贾怀德“壮课生徒,引经义,陈古训,娓娓无已”;清西宁太学生马云龙“设家塾,延师以课宗族子弟,遇有差徭,龙独任之,不使累及乡邻。见人斗狠,谕以情理,晓以利害,排难解纷,必不使争讼,人以为矜式”。乡村士绅同时又作为乡村建设者,动员和组织商绅修缮府城,兴修学校、社仓、桥梁以及开展治安防卫、编纂方志等乡村社会建设和治理活动。如明代西宁张氏家族的张芝“由贡生簿四川邻水县。草创西宁卫旧志。湟中家风,以张氏为最矣”。清代补修西宁郡城和修建湟中书院时,均由当地士绅主持管理;碾伯新建考棚时,“试毕,乃急商儒学张君子常、右堂吴君静安,并传集邑绅等董其事,按堡均输……修建考棚”;清末修建丹噶尔义学时,“丹噶尔主簿刘之芳同本地绅商捐资,以当商生息,以筹永远脯修”;大通修建小学堂时,“又本地绅民筹捐备买《汉书》、经、史并时务各样书籍二百五十种,合价银两四百七十五两四钱,添捐期贴银四百一十七两”。
又,当发生重大灾荒时,地方士绅多以自家积蓄及时救济。明代西宁人谈诚,“淳朴敦厚,乐善好施。崇正(祯)十四年,岁连歉,诚有积粟五百余石,愿周贫乏。先及谈氏一族,嗣及镇海,再及西川。由亲及疏,多所全活。又施棺,施衣裤,镇海民呼为善人”;冰沟乡绅陈邦佐“有贫寒不能婚嫁丧葬者,辄量力助资财,施棺木,闾里德之。又捐建普济桥,修冰沟山路”。清代西宁人杨永华“康熙四十一年岁饥,道有饿莩,华煮粥、制药无倦色。凡无主尸骸,施槥椟收掩,流寓有贫不能葬者,捐资瘗于所置义冢。有婚嫁、乞贷者,应之并不取偿。”清丹噶尔厅“绅士魏裕禄等捐粮百余市石,以备不虞,饥荒贫民赖以存活者甚众”。清西宁太学生马云龙“轻财重义,乐善好施,每春耕时散种于乡贫者,不取值。康熙四十一年岁饥,米价踊腾,龙尽出所积以济贫乏,赖以全活者不可数计” 。
农村因业而兴,农民因文而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应该引导推进“公益事业”,防范避免“公害事件”。回顾河湟历史,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在推进基层社会“公益事业”和防范避免“公害事件”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们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化建设是新时代青海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新时代,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才能凝心聚力,激发自治德治善治乃至法治的内生动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及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乡村文化建设,有力助推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并涌现出了一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典型案例。
如“班玛经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全面改善民生的同时,坚持系统治理,通过“管脑子”“戴红花”“聚人心”“治愚陋、树新风”等举措 ,加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建设,丰富乡村思想宣传、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等综合性文化供给,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打造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成功案例。又比如,黄南藏族自治州“一核三治”治理模式,通过挖掘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依靠群众,将维护稳定、摒弃陋习、倡导文明纳入基层自治内容,增强社会治理合力。同时,以德治为先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开展“寻找身边榜样”“最美人物”等评选宣传活动,挖掘一批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用群众身边的事例感染人、引导人,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以基层善治夯实“中国之治”根基,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海南藏族自治州坚持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原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充分挖掘当地孝老爱亲、厚养薄葬、勤俭节约、男女平等、生态保护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了合法合规、适合村情、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成为推进乡村德治、善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力“法宝”。
今天,面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因势利导,发挥新媒体、自媒体在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弘扬与现代传播方式紧密结合,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三句半、花儿、皮影、打搅儿、贤孝、短视频等,宣传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通过故事分享、热烈讨论、交流互动、相互启发,倡导网友和群众反对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互相攀比等旧俗陋习,倡导厚养薄葬新、勤俭持家,引导群众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大通县开办的《北川说法》直播节目,5个月内参与直播互动人数10万余人次,观看量13万人次,点赞量14万,取得良好成效。
文以载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被时代精神激活,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实践,彰显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追求;14亿多中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力量,展现出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民族品格;高质量发展释放的不竭创新动力,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拓精神的生动写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是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传统思想的传承发展。我们要结合青海实际,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以文化人,有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和现代化水平。
以文培根铸魂,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化振兴,既是乡村“五个振兴”的题中之义,更是乡村振兴的“根”和“魂”。文化振兴是引领乡村振兴的深层动力和铸魂工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2005年8月1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写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治、德治、善治,重在文化。当前,各地积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文化公园等,反映出文化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和目标,也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因此,要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文化内在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加强乡村先进文化建设。
一是高度重视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要站在文化自信、文化治理和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积极借鉴吸收青海优秀历史文化中的自治、德治、善治思想,在已有比较完备的文化载体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推进具有当地人文传统的新的文化建设,结合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视传统乡风民俗,深化乡村文化的教育引导内涵,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释放乡村文化社会治理功能。
二是以传统优秀文化丰富治理手段。目前青海乡村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开展各类文化墙和文化场馆建设和文化展演活动,从内容来看,还应加强本土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如前所述,历史上青海各地、各民族当中都出现过许多优秀人物及其先进事迹,留存着许多内含优秀传统思想的民族故事、民间传说等。因此,要大力挖掘整理和宣传省内各地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人物、民间故事等优秀传统文化,利用新媒体手段大力呈现当地丰富的历史记忆与地方知识,让民众感觉到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就在本地、就在本村,用本土人、本土事、本土情强化乡村居民的集体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是以乡村文化建设助推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青海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视短板差距,坚持问题导向,在完善基础设施、做强产业发展、落实民生保障、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等方面同步发力,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气象新、农民日子美,让传统乡村散发出新韵味,但也要注意,随着整村易地搬迁和农民“半城半村”的“候鸟式”流动等新变化对基层治理智慧的考验。因此,要借鉴城市网格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对流动人口实行属地化管理,在按照空间布局重新组织基层治理单元的基础上,注重开展经常性的集体文体活动,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更好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有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四是以乡村文体活动凝聚民众。文化活动的本质是通过周期性的人群聚合、对于集体符号的共同瞻仰,强化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应按照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凝聚人心、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原则,在注重文体活动的健康性和娱乐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文体活动的全民参与性和教育引导性,在广大基层乡村积极引导、支持、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各类文体活动,既能丰富村民的文体生活,还可以强化集体归属感、荣誉感和认同感,为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基础。
五是以现代传媒创新乡村文化传播方式。针对基层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日益发达的自媒体传播网络,要因势利导,引导组织本地网络红人,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语言,就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当代本土先进人物典型事迹等展开直播宣讲。同时,肯定并鼓励支持近年来农村网络红人开展的党的惠民政策解读宣讲、组织爱心人士扶危济困等良好做法,对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予以褒奖和宣传,正确引导网络红人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治理变成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